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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第23-24页）普遍的互惠行为、情感需要、彼此承认、关怀和善，体现出人类形成过程中品质的凝练和爱的给予。

但在原始儒学那里，修身不是局限于修己，止于士之自身的安己，而是修己安人，以治国平天下为根本目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从道德的路数所确立的哲学本体论，它不是道德的解释学（道德哲学），而是为道德确立先天根据的一种本体论哲学。

 注释：1刘方元等编：《十三经直解》第二卷下《礼记直解》，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217、215、449、499页。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脺然，见于面，昂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情感认同，即便不排斥理智，但其理智发用，绝不是逻辑的，即不运用概念推理，而是直接地直觉感应。那么为了消除儒学生存困境，推动儒学的当代发展，当如何进行儒学的世俗化变革?以往，就这个问题，我侧重强调的是：儒学欲世俗化，当实现三个改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由理性认知取向转变为情感喜好取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明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凸显了儒学作为道德哲学的价值与作用，但也造成了儒学与民众的更严重的疏离，使儒学再一次陷入了生存危机。综上所述，就儒学如何世俗化问题，我所产生的认识，先是改变说，后是转变说。孟子论性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以孟子为代表的这类儒家学者是融道德信仰和理性思考为一体的知识分子，正如杜维明所论：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他要正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世界,并且从内部开始改变它。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这是说，臣民不但可以背弃君主，而且还有权废置君主。他显然过分夸大了这初时的气，也很难解释配义与道。

这说明，孟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孟子·离娄上》）如何得民心？以仁。

（《孟子·离娄上》）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犹洚水怀山，时尽昏垫，繁芜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觉之志，拔邪树正，高行厉辞，导王化之源，以救时弊。孟子云：鱼，我所欲也。

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在当时确是卓见，这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民为邦本的思想。现在，需要正本清源，进一步从历史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杨朱的思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一度有非常大的影响，孟子便曾提过一句逃墨必归于杨（《孟子·尽心上》），于此可见一斑。（《孟子·告子上》）又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他还把这种态度进一步表述为：君之视臣如手足。

传统上儒家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积极的、直接的、对抗性的和消极的、间接的、不合作的两种方式，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在这十个项目之中，兼相爱、交相利是其基本主张。

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1]儒学是否有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后来人们逐渐形成一种看法：儒学为封建帝王提供理论基础，是封建专制的帮凶等。[29]李承贵：《儒学当代开展的三个向度》，《光明日报》，2005年7月12日。二、孟子批判精神的多重体现（一）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对兼并战争的批判孟子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发挥了仁民爱物的社会理想。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墨子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并创立了墨家学派。

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老百姓的利益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江山社稷要次于前者，君主的地位又次于江山社稷。

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齐宣王向他请教关于公卿的问题，他认为贵威之卿君有大过则谏。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什么是得道呢？从本质上讲，得道也就是得民心。

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对于无道的昏君和暴君怎么办？孟子在民贵君轻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易位说、革命说、禅让说。(《孟子·公孙丑上》)霸者之民，欢虞如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所以，浩然之气是孟子所体验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和外显心理意志气象，[20]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是结合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

[15]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浩然正气培养出的大丈夫人格，使其具有了壁立千仞的人格形象，同时，对当时最为活跃的纵横之士给予了尖锐的讥讽。他把权势地位称作人爵，道德仁义称为天爵，说：古之人修其天爵，而爵从之。

他认为行王道，先当仁心不杀，兽相食，且人恶之。特别是，用武力征服，还是用道德感化，在庶民那里，还会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

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2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们把这样的批判称为议、议论、横议、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等等，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就是专为这些士人设立的，他们在这里享有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自由的思想探讨氛围，他们的学术思想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基于惟人万物之灵的观念，乃指人之外的天生万物。

（《孟子·滕文公下》）不论孟子在理论上对杨墨的批判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有道理，但我们由此不难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杨朱、墨翟对儒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迫使孟子捍卫儒学的纯洁性，批判杨、墨。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为合纵派的主要代表。

[26]《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为了达到知天的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自下而上地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